国学经典——南怀瑾先生专辑

旁听生与特别生

当时好像因私事，我未能参加考试，只好以旁听生的资格来上课。所以我常说自己只是一个“禅宗的旁听生”，的确是有根据的。其实如真要参加考试，我是一定考不及格的，能当一个旁听生也不错了。

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，为期六个月，每逢一、三、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。这是为了方便在学及上班的人们，因为参加的人包括各界人士，年龄也是老少不等，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的程度。所开的课程重要的有：

《论语》——南老师讲授

《易经》——周关春先生讲授

禅学(《指月录》、《维摩精舍丛书》

《中庸胜唱》、《楞严经》等)——南老师讲授

《河洛里数》——胡庸老先生讲授

周关春先生服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的华语教学部，他精研道家及《易经》学术，七0年代末期，他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。

胡庸老先生精于术数与堪舆之学，他是湖北黄陂人，南老师也曾请教过他，故始终尊以师长之礼。

参加禅学班的人中，有吴爽熹、周勋男、韩长沂、汪忠长、刘爽文、史济洋、李淑君、林中治、钟德华、徐进夫、罗梅如(美国人)、陆健龄、王徵士、林曦、杭纪东、朱时宜、王绍璠等人。

孙毓芹先生是助教阶层。他在此之前，自己原有一家永康出版社，也曾办了一个修习禅定的班。钟德华、林中治、陆健龄、卢惠玲(后来与王绍璠结了婚)等，原是那里的学员。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，孙老师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。

禅学班在大热天开课。那时冷气机还是奢侈品，并不普遍，何况刚开创时，经济拮据，也买不起。所以课堂内很热，有些人则坐在外面走廊听课。尽管如此，大家兴致都很高，没有人缺课。

周勋男那时已在台湾大学毕业了。杭纪东且是研究所毕业，那时他在淡江文理学院教课。林曦则仍在台大念研究所，是学化学的。他们跟随南老师已有不少年头了。林曦、杭纪东及王绍璠三人，过从甚密，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剑客。密宗称活佛为“呼图克图”(蒙古语音译)，老师则常说王绍璠是“糊涂克图”，说他糊里糊涂。他与卢惠玲结婚后，一九七四年移民到美国去了，此后即少往来。

在这个禅学班中，更有一个极特别的学生，名字已经记不得了。这人大约四十岁左右，剃着光头，言谈举止不像对学术文化有任何兴趣的人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也不耐心听讲，只是东看看西瞧瞧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到了第四天，老师进课堂时，他走上前说：因为有私事要办，不能再来上课了，向老师请长假。说完之后，就当着大家，向老师跪下磕头行礼，并请老师原谅。

这一幕来得很突然，大家都颇为吃惊，南老师便急忙把他扶起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是肩负任务而来的，来打探这里到底搞些什么名堂，有没有反动思想，是不是反动组织。混了三天之后，发现并无可疑之处，当然就要告辞而去了。

至于说，要走就走，为什么还行跪拜大礼呢?是否他心有所感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这一幕也说明了，三十年前台湾社会上的一些实际情况。

张学良与维摩精舍丛书

前面提到，课程中有《维摩精舍丛书》的讲授，这套书的内容中有袁焕仙先生讲解《中庸》，以及他所主持的“维摩精舍”的教化。这套书系由门人南怀瑾及其他门人所记录，更包括了南老师在袁焕仙先生门下学习的经过，并有谢无量先生题字。

这套书能在台湾印行，其中还有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。

那时，台湾的佛学书籍极少，更不用说《维摩精舍丛书》了。南老师并未带此书来台湾，后来意外的从刘乙光中将处得到了这套书。但刘乙光又怎么会有这套书呢，说起来倒是一段有趣的掌故。

原来，西安事变以后，张学良遭到软禁，蒋介石派了一连人去专门看管张学良，这连人统由刘乙光少校指挥，因为刘是戴笠的亲信才会担任这个要职。大约是民国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，张学良已去了台湾，那时南老师仍在四川，这时刘乙光托一位黄埔同学许建业，代购一套《指月录》，是张学良要的，因为张学良想学禅，而此书是成都出版的。许找到南老师，代购了一部《指月录》给张学良，并寄到台湾去。在同许建业交接过程中，老师又顺手送了一套《维摩精舍丛书》给许。

后来南老师也到了台湾，刘乙光渐次升到了中将。一个军人一生只靠看管一个人而高升到中将，倒真是天下少有。南老师因此还引用苏东坡一首诗来“恭维”他：

人人都说聪明好　我被聪明误一生

但愿生儿愚且鲁　无灾无难到公卿

苏东坡的奢望，竟在刘乙光身上实现了。

那时，南老师想起《指月录》的事，就问刘乙光能不能向张学良先生借用一下那部书。刘说：张已信基督教，不学禅了，这部《指月录》放着也没有用，就还给你罢。

南老师又想起《维摩精舍丛书》，托人到处找许建业，甚至托了当时情报局长毛人凤去查，也无着落。后来听刘乙光说许在大陆未出来，并问南老师找他干什么。南老师说想找《维摩精舍丛书》，刘说许已把那部书送给他(刘)了，也带到了台湾。南老师大喜!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但说起来，如果不是张学良要学禅，也不会引出这本《维摩精舍丛书》和《指月录》的故事来。

后来老师在莲云禅苑四楼讲课时，这位刘乙光将军也经常来听课。

书是有了，想把它印出来可就麻烦了，因为财务困难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这时的周勋男，已从台湾大学毕业三、四年了，在救国团工作。他曾筹措了一笔款项，一心想印南老师的《禅海蠡测》，但是南老师说，他自己的书不忙着印，应该先印袁焕仙先生的这套《维摩精舍丛书》。周勋男遵命，就把这笔钱移用在这套书的印制上了。记得当时是由孙毓芹先生的永康出版社印行的。

这套书一共印了三种版本，精装本、平装本，还有线装连匣的套书，真够讲究了，著作者也是袁焕仙先生，充分显示出南老师对自己师长的尊敬。

刚开办的东西精华协会，因陋就简，因为经济不充裕之故，南老师常常自己出钱出力。初办的这个禅学班，虽收些管理费，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，所以连老师在内，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，以及来工作的人，多是义务性质。有时大家也会像南老师一样，出力又出钱，幸亏多数人都各自另有固定工作及收入。其中财务上随时帮忙救火的，有一个李澄圳校长，他是一个常常解救燃眉之急的人。

张其昀与吴怡

说到工作及收入，不由得想起南老师接受文化大学教职的事。

“中国文化大学”的前身是“中国文化学院”，创办人为张其昀，字晓峰。他当时在台湾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人，对教育文化极有眼光，建树很多。他曾出任政府部门的“教育部长”，教育是他的最大兴趣。“部长”卸任后，就去创办“中国文化学院”。

但无论如何，创办一所学院必然是艰苦的，何况张其昀只是一位穷书生。他常向朋友告贷以筹经费，对有学问素养的人则殷勤拜候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早上都到南老师的住所，为的是要恳请南老师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，此事且经杨管北答应出二十万美金作经费了。但南老师认为自己与张二人，都是爱管闲事的人，将来难免意见有不协调之处，为了维护友情，最好不要共事，故坚决拒绝了，张没办法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要聘他为研究所教授，南教师只好答应了。为此，他曾赋诗以纪其事：

接中国文化大学敦请教授聘书有感

门外忽传走转车

聘书迟送却愁予

自从长揖山林后

又向人间填表书

虽然接了教授的聘书，但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到学校上课，而由研究生前来南老师住的蓬莱新村寓所受教。当时吴怡是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，他的论文也是南老师指导的，后来他在学术界也有了知名度，亦有著作出版。南老师还曾为他的著作题诗。

吴生怡前著人与路又著人与桥二书乞题

惆怅春残古道遥

西风吹乱短长条

谁家箫管勤殷弄

几处人归路与桥

蒋经国与“张老师”

对我来说，一九六九年认识了南老师，是我一生中的大事。

而对南老师来说，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。

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多了我这么一个旁听生，而是这一年有三桩大事发生。

第一桩事就是日本之行。照今天的情况来看，要去日本买张机票就行了，台湾近年来去日本的人成千上万，毫不稀奇。但三十年前的台湾，除非公务出国，一般老百姓是不准许随便出国的，连留学生也有许多限制。尤其是许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陆来台的人们，因为亲人留在大陆，自己在台不免受到些许怀疑。有些人为此不能获准出境，连探亲也不行。

记得李政道、杨振宁二人，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，有关部门的文化官员就去拜访他们，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。杨振宁只说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岳母能获准出境，到美国与他们团聚。因为这位老太太多次申请都未获准可见出国之难。女婿成了世界名人后，情况自然不同了，杨的岳母立刻获准赴美。但她到了美国，没有停留多久，就转道去了大陆，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将军，留在大陆没有来台。

所以说，走过那个时代的人，都能了解行动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义。

也可以说，南老师的日本之行，能走出境外，接触外面的空气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

第二桩事，是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筹建。乍听起来，也不过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而已，在现在的社会里，也是千千万万，毫不稀奇。

但对南老师的教化目标来说，这是一个转折点，由以往个人单打独门的形态，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。有了组织，才能有计划的推动社会工作和文化教育。

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影响力也就从“点”扩充至“线”了。

讲到这里，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几年后有一次，南老师感觉青少年问题太多，想组织一些代办处，专门帮助苦闷的青少年们。

这时在旁有人说：“救国团”老早有“张老师”的设置了，已经有了成效，也得到青少年们的信赖。

“张老师”是一个代号，有问题不能解决的青少年们，或者没法求助于父母家人的青少年们，可以联络“救国团”的张老师。张老师也许姓王，也许姓李，他们都是可以从事心理辅导的人，许多也是义务工作性质，有些参加工作的，是心理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大学生。

再说这一九六九年南老师的第三桩事，就是他的小儿子南国熙，在冬季被带到美国去了。

那时的南国熙只有十二岁，是由美国的薛乐如(Shcrrill)先生带到美国去读书的。

送小儿子赴美，南老师曾有诗为纪。

诫勉幼子国熙赴美留学

一生志业在天心

欲为人间平不平

愧我老来仍落拓

望渠年少早成名

功动富贵原馀事

济世利他重实行

怜汝稚龄任远道

强抛涕泪暗伤情

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人

说到南国熙赴美，不免要谈一谈薛乐如先生，他就是带国熙去美国的人。

这位薛乐如先生，是道地的美国人，原是美国海军少将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，在临终时对他说：自己一生信奉基督，但心中仍有一个生命的疑问，没有答案，以后希望你能到东方去寻找，可能会有答案。

薛乐如退役后，先到华盛顿大学念了一个历史哲学的硕士学位，就到日本去了。停留了一段时间，又到台湾来参学，结识了南老师。

薛乐如对《易经》下了不少功夫，一九七一年八月，又回到台湾深入研究，后来他的一部著作《易经传承》(Heritage Of  Change)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印行。

自从一九五一年韩战爆发，美国政府就派遣军事顾问团到了台湾，美军人员不少，所以也有他们的福利社，英文叫作PX。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美国人罗维特(Lovatt)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，他与杭纪东认识后就学打坐，后来身体有了反应，头顶有醍醐灌顶身体发乐的感受。于是杭纪东就带他去见南教师，也参加听讲。

有一次下课，看到南老师点了一支香烟，他竟哭了起来。周围的人大吃一惊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是不是生病了?哪里痛了?岂知他擦一擦眼泪，说道：“南老师是属于全世界的，吸烟损害身体怎么办呢?”

大家都笑了。有个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他说：“老师抽香烟没有吸进去，只在嘴里转个圈就吐出来了。”

这时南老师也说话了，他说抽香烟有个原因，因为多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闭关，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了几年，空气极清新干净，成了习惯。后来下山闻到一股“人”味，觉得其臭无比，实在受不了。无奈何，只好点起香烟，把“人”味赶一赶，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。

罗维特回到美国一段时间再到旧金山万佛城出家当了和尚，跟随度轮法师(宣化上人)。杭纪东说，他曾又来台湾一趟，后来听说又还俗了。

七0年的禅学班中，有一位美国女生罗梅如(M.Lovering)，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，来台继续研究，是为了博士学位。她主修的是“比较宗教”，在台湾研究一段时间，半年或一年，再回美国一段时间。就在她获得博士学位后，仍常在暑期来台作学术研究。

据她后来告诉我，与她同时得到博士学位的，共有三个人，其他两人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一个改学会计，转业谋生，另外一个去开计程车了。只有她，因为学了中国文化，所以在大学得到教授的职位。

一九八九年我到华盛顿首府时，曾与她通过电话，那时她在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，已是正式的教授了。

在禅学班的时代，还有一个法国女学生，名叫戴思博(Car-hrine  Despeux)，她是研究道家学术的，对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禅学以及密宗，都有广泛又深入的研究。

她在台湾的时候，也在淡江大学教法文。她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会员，也曾给《人文世界》写过文章，描述她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和经验。

戴思博得到博士学位后，任教于巴黎大学，她仍常在暑假来台，作学术之旅。近些年来，也常到大陆研究。她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，现在她已是巴黎大学东方学系的主任了。

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人，名叫白中道(Douglas  Whire)，也是哈佛毕业的。他除了在台大研究外，就是到南老师这里上课。后来娶了台湾女孩子，又回到哈佛念博士去了。

外国来向南老师求学的人很多，上述的这些人，是我认识的人中比较早期的几位。

朱文光的故事

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的，记得大约是九月的时候，朱文光回到台湾，当时他已经得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了。

他回来的第二天，南老师就请他到禅学班来讲演。他讲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因为不是学术性的，只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热一类的普通常识。使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他腼腆的表情。我认识南老师的时候，他已经出国念书了，所以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他。

朱文光博士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，后来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。他研究学问有独特的方法，能迅速深入，达到精要。在以后的许多年里，是南老师的得力左右手。

朱博士深研《易经》，对道家学术颇有造诣，在未出国前，与杭纪东、林曦、周勋男等，都在南老师门下学习。朱文光除了本行农业化学外，因为对道家学术有兴趣，所以大家都称他“朱老道”。

他的童年极为坎坷，他生于一九三四年，仍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，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又逢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。台湾是日本人的作战基地，又是供应米粮的仓库，台湾盛产的稻米，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，而台湾同胞只能用蕃薯为主食，偶尔能吃一餐米饭，就是奢侈的享受了。

朱文光的父亲朱石头，本是一个文学作家，富有民族主义思想，不为日本人所容。日据时代，与一群台籍菁英逃到广东，宣扬反日思想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，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，不料在“二二八”事件中蒙冤被害。

朱石头被害后，更是长久祸延家人子女。他育有五子一女，朱文光排行第二，全家自此被列为“二二八列管家属”，生活在阴影之中。

这时，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，都落在母亲的肩上。当时没有工作机会，只有到市场卖菜，朱文光那时十二、三岁，下课就急忙赶往菜市，帮忙母亲卖菜，少年时的艰困，不言可知。

但是朱文光和他的兄弟们，都很努力上进，都学而有成：当他台大毕业要出国进修时，却因“二二八家属”身分而遭到阻力，是萧政之先生的力保，才能成行。

朱文光的弟弟朱时宜，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，记得他要赴美留学时(一九七一)，也遭遇到不准出境的困难，又是萧政之先生全家作保，才得以成行，朱时宜后来在耶鲁大学修得博士学位，现在仍在美国大学任教。

说到萧政之先生，当时任“宪兵司令部”政治部主任，他热心好义，常为人平冤。除了朱氏兄弟之外，他常有形无形的助人解决困难，且语多幽默。

记得有一次，南老师又请他帮忙为一个倒霉的女士找份工作，解决生活问题。因为她的丈夫突然去世，使她生活陷入困境，而当时既无抚恤，也无保险制度。另外凡有“疑难杂症”，南老师都常请萧先生协助，他也都一一设法，安排妥当。

那天萧先生到南老师处回报这些事情，说完了以后，就回头对着我们这几个旁边的人，自言自语的道：

“南先生交给我的，都是烂队伍。”

大家不觉莞尔，南老师也笑了起来。

朱博士是得到博士学位后，应邀回台湾大学任教的。

回到台湾时，他已是36岁了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，可能是投入学术太深之故。但他是一个谦谦君子，对女孩子很友善，个性表里如一，且重诺言。这种特质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多见。他回到台湾，对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推展，帮助很多。

杭纪东的茶匙

禅学班在次年(一九七一)元月十七日结业，再过十来天。就是农历的新年了。到了春节年初一那天，大家热热闹闹的来团拜，又商量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。

其实南老师早已胸有成竹，下一步就要办杂志，发挥文字的力量。

又过了不久，大约是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，南老师召集了一个出版杂志的会议。那天我并未参加，后来得知消息，便到南老师的办公室去打听。

南老师坐在他的书桌前，书桌的左前方有一张椅子，是给客人坐的。

右前方就是屋门，桌前斜对面又是一个门，是通后院及厨房的。

老师坐在书桌前，我坐在那张客人的椅子上。

这时候杭纪东来了，他如果进了屋子，太挤了没有地方坐，所以他就倚着门框，站在门口。由于他已跟随南老师多年，在我心目中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就说：“杭纪东的禅宗一定是很了不起吧!”

话没有说完，南老师就接腔了：

“哼!”南老师先哼了一声，打断了我的话，然后又说：“我的禅宗如大海水，杭纪东拿一个小茶匙来舀!”

这句话如晴天霹雳，听得我不知所措。我曾说过，我不过是一个旁听生而已，是一个世俗的人，南老师的话，听到我的耳朵中，是道道地地的骂人。当着我的面骂杭纪东，连我都感到难堪，杭纪东怎么受得了呢?尤其是，杭纪东出身外交世家，他的父亲杭立武，是“外交部”大使级的人物。况且，杭家讲究的是礼仪，现在被老师这样的对待，不知他会如何?……

岂知抬眼看看杭纪东，他仍倚着门框站在那里，却嘻嘻的笑着。

这就是禅宗吗?真教人受不了，我这个旁听生大感不解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接受这种骂法的。

杭纪东走后，我立刻向南老师提出严重的抗议：“禅宗我是要学的。但是，老师你不能骂我，如果你骂我的话，我就不学了!”

“好!好!答应你，不骂，不骂。”老师微笑着，对于我这个近似要挟的要求，作了口头的允诺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，在香港又见到了杭纪东，他是专程从台湾来看望老师的。我特别向他提起这段往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南老师也记得很清楚，但杭纪东却记不太清了。可能是他受惯了老师的临济喝、德山棒、赵州茶。

就在六月十二日前后几天的餐桌上，仍可见到南老师对他的棒喝，与他的机锋问答……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再回到当时的情景，心中真是感慨万千。

琼瑶　平鑫涛　人文世界

“东西精华协会”会址所在地青田街，是和平东路一段北面。我住在云和街，是和平东路一段之南，相距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，所以往来极为方便。

一九七一年二月底的一天，我下午到协会去，在大门口遇见周关春先生，他正好出来。周先生看见我就说：“现在东西精华协会刚刚开始，尚未站稳脚步，但老师又要办杂志了，如何是好?”

我听了却立刻说：“办杂志很好啊!我赞成。”

当时我是直觉的反应，因为在东西精华协会的计划中，本来是要办杂志的，又因为自己当过几年记者，所以就拥护办杂志这桩事了。

但周先生所考虑的，是财务问题。办杂志是要先投资，是否赚钱也不一定，至少开始是要赔钱的。这个问题怎么办呢?

南老师的想法是赶快推展业务，文章千古事，文字的流传远较讲演为广，该做就马上做，借钱也要做。

而我当时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，所以就单纯的表示了赞成的意见。

周先生听我说了赞成的话，也不再多说，就走了。

我走进办公室，南老师就告诉我要办杂志这件事，并希望我也能帮些忙。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事。谈到发行的问题时，我就建议请《皇冠》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先生帮忙。当时皇冠杂志是办得很成功的，也是一流的杂志，于是我就打电话给琼瑶，并请她转请平先生(那时他俩尚未结婚)，约好餐叙见面。

记得是在馆前路“聚丰园”这家浙江馆子。那天来参加的，除了琼瑶、平先生、南老师外，还有南师母，以及南大小姐可孟及二小姐南圣茵，她俩都还是学生。

那天本来是我作东，没想到饭后反被南师母抢先会了钞。

因为琼瑶是陈致平教授的女儿，陈教授与南老师曾一同赴日，所以她虽是初次与南老师会面，但就喊南老师为南伯伯了。她和平先生热心允诺帮忙。平先生在分手时，还再三的说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，不要客气。

《人文世界》的发行，就交给了《皇冠》代办了，《皇冠》的总发行是远东书报社，我们后来出刊的《人文世界》月刊，也交与《皇冠》，一并由远东发行。

平先生为了这本《人文世界》，费了不少心，还不时提出建议，帮了很多忙。

从决定要出版《人文世界》月刊开始，南老师就集中力量在这件事上。首先是忙于写文章，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这本书就是他亲手写的，在杂志上连载。另外每期要写一篇有关儒家的，一篇道家的以及密宗的文章等等。第一期写了“儒家与孔孟思想哪里去”、“20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”、“密宗与东方神秘学”。日本的臧广恩教授也写了一篇“老庄思想在日本的影响”。

南教师的几篇文章、好比酒席桌上的主菜，其他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，则由别人来写。那时朱文光、徐进夫、林曦、朱时宜、徐立功、孙毓芹、周勋男等，都是基本干部。我当然也胡乱写些文章凑数，当作小菜，调剂而已。

大家足足忙了两个月，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，《人文世界》第一期终于出刊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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